国师墓考-高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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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师墓考

2016/3/31 9:42:10      点击:

 

                                          作者:陈冬青

 

大井镇清垌村委会白田村(胜利农场大井分场白田队)207国道东面的淋水岭上,有一座颇具气势的古墓,高州民间称之为国师墓。“国师墓”之名没有见于地方史志,那么墓主是何许人?缘何会有“国师”之说?

清光绪重修《茂名县志》卷二“冢墓”篇载:“明南京国子监学录黄鹏墓在大井淋水岭。”据此,这座古墓墓主为明代南京国子监学录黄鹏。

黄鹏,茂名县(即今高州)人,字冲汉,号上河,生于嘉靖壬午年(1522),卒于万历丁巳年(1617),岁贡出身,“嘉靖间司训昌化,擢南京国子监学录”,“特授修职郎”。

国子监即国子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初定金陵之时,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太祖建都南京,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改学为监,故称国子监。永乐十八年(1420),明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学录为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宋代开始设置,掌管执行学规,纠举处罚犯规学生;明、清沿设,主要是起到监督学生的作用。按明清官制,学录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品秩不高,明代学录秩从九品,清乾隆初升为正八品。修职郎是一个封号,在明代文官散阶中也只是正八品。一名国子监普通官员因何会被称为国师呢?

“国师”一词,查相关资料,近似的解释有“太师的别称”、“一国的师表”、“指国子祭酒”或“封建帝王封赐一些德学兼备的高僧的尊号”,此外民间有把一些有影响的风水堪舆大师称为国师的习惯。黄鹏被称为国师显然不同于对高僧或风水师的封号。关于黄鹏,清光绪高州府志尚有如下记载:“所过以礼仪范士,葺文庙,赈贫儒皆捐款为之。”又“家居二十七年,邻里乡党多被德化,参知朱东光旌其闾约‘积德’”。由这段记录看出黄鹏在迁任国子监学录之时,所到之处都很注重礼仪,对当地文士很尊重,修葺文庙(即孔庙)、赈济一些贫寒的孺子学士也都很尽力,家居期间更热心公益,捐输助学,极力推崇礼仪教化,邻里乡亲都被他的德行感化,时任岭西道参知政事朱东光对其甚为赞许,为其家门题“积德”之词以示表彰。黄氏族谱则有更为详尽的记录和评价,提及“邑之有关文教与善举,无不就商于公”,“不减苏文忠公之开化儋州”,更言其“名显有司,举闻于朝”,嘉靖和万历两帝先后御赐其“南国儒宗”和“天地正气”匾额题词,以示嘉许。这在地方志中也得到证实,光绪茂名县志中有“南国儒宗坊”条,记为“天启七年为南京国子监学录黄鹏建,在大井淋水岭墓前”。

但“国师”之说既没有见诸史志,也不为其族谱所载,在此笔者推断国师之说的由来是民间误把国子监学录等同国子祭酒,或者认为一入国学便为国师,由于黄鹏对帮助当世士子、推动当地礼仪教化方面的贡献,加上受到嘉靖、万历两朝皇帝御赐,尤其是“儒宗”一词,充分体现其个人品行修为是得到了朝廷肯定和推崇的,所以亦堪称“一国师表”,由此国师之名一经叫出,便很快传扬开来,以致一直沿称后世。

黄鹏既不靠祖辈的福荫,也不凭科举功名,完全是因其个人的品行修为打动了地方官,上报朝廷,获得两朝皇帝御赐封赠,这在古今历史上并不多见。与杨颐等高官相比,他可谓开了一个特例——在明清时期的高州名人中,其官阶品衔并不算高,却几乎是享誉最高、享誉最广的一人。

黄鹏是粤西黄氏最重要的一支、高州南山黄氏三世祖,国师墓据说是他和原配施氏的合葬墓,所以一直受到黄氏族人的瞻仰和祭扫。国师墓地表建筑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牌坊、墓碑均已不存。1986年黄氏族人予以重修,按明清岭南抄手墓(亦称交椅墓)的形制,依山而建,占地约400平方米,前低后高,坟头外设两重坟圈,前有拜台、月池,墓前立墓碑一方,墓后侧还建有一座琉璃瓦顶影壁,嵌两幅石刻,分别题“南国儒宗”、“天地正气”以及铭刻相关历史记录。

国师墓已引起文物部门重视,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由于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古墓葬,并且墓室尚未暴露,具有一定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