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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夫人故里良德考

2016/4/8 15:06:07      点击:

作者:张均绍


 

        关于冼夫人故里问题的记载,《隋书》和《北史》都认为是“高凉”人,但没有载明具体县份及乡里。如《隋书》:“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北史》:“谯国夫人冼氏者,高凉人也”。由于正史中所说的“高凉”是指高凉山系地域,还是指高凉郡县范围,都没有明确说明,因而形成过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阳江说;电白说;高州说。“阳江说”者认为:冼夫人时代,高凉郡治一直设在阳江县境内,所以冼夫人应是今之阳江县人。“电白说”者认为:《电白县志》有载,“谯国夫人故里在城北十里山兜乡丁村”,而且丁村的地理环境及生活习俗与《隋书》、《越绝书》和《海南古代简史》所载的某些现象相似。据查,现在电白县内确有“山兜乡丁村”的地名,故冼夫人应为今之电白县人。

        “阳江说”和“电白说”,均有一定的依据,但都不足以证明冼夫人的故里就是今之阳江县或电白县,理由如下:

        其一,今之阳江县过去为高凉郡治所在地,这是事实,但高凉郡治所在地并不等于冼夫人故里所在地。史料记载的“高凉”,如果从“高凉郡”的概念去理解,其地域范围并非仅仅是指现在的阳江县,而是包括着现在的电白县和高州市,以高凉郡治的所在地县份来替代过去的“高凉”地域,这是由于狭隘的地域概念所致而形成的错误等同现象。如果从“高凉山系”的概念去理解,则阳江县不属于高凉山系的地域范围。因此,在没有大量占有可靠材料的情况下,而仅以“高凉”一词为论据作引伸推断,其“冼夫人的故里在今之阳江县”的论点,显然是不成立的。

        其二,今电白县内确有“山兜乡”、“丁村”等地名,而且从地形条件来看,在“丁村附近则有洞穴无数。”丁村的环境与《越绝书》所载的“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现象相似;“俚人的生活习惯,如椎髻、跣足,、嗜鱼、食蛤等等,均在丁村残留”(《关于冼夫人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但是否因为丁村“有洞穴无数”,与《隋书》“跨据山洞”记载相似,或者因为丁村人的生活习惯与《越绝书》记载相似,就可以肯定冼夫人的故里在“今之电白县丁村”呢?经过科学考证,这结论同样不能成立。

        综观历史,社会生产力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古代人类的居住条件同样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改善,从穴居山洞至扩展平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在南朝至隋初的冼夫人时代,社会生产力已迅速提高,早已跨越了穴居山洞的历史。《隋书》记载的“跨越山洞”中的“山洞”一词,并非指“山上的洞穴”,而是指“聚居于高凉山区”,“洞”则是少数民族聚居点的基层单位名称。《古汉语词典》注:“峒通洞。某些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称谓。”事实上,过去俚人所聚居的“雷洞”、“新垌”等地,并没有一个可供人类居住的具体山洞,而是俚人所居住的村落名称。因此,丁村有许多山洞的存在,可以推断为过去古人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但不能证明冼夫人就居住这些山洞里,更不能证明冼夫人出生地就在这里。

        《越绝书》所载的俚人地区的自然环境及生活习惯,均是对俚人社会而言。当时的俚人集群地域分布是相当大的,据《南州异物志》载:“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均为俚人所居。俚人的生活习惯,各地俚人聚居区都大体相似,如椎髻、跣足、嗜鱼、食蛤等,均是俚人生活习惯中的共性。所以,不能把俚人生活习惯中的共性现象,缩小为只是“丁村”的特有现象。据考证,现在居住于丁村的居民,都是明末清初迁来的黄姓的中原人,没有一个冼氏居民,他们都不是冼夫人的后裔,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并不能代表冼夫人家乡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根据某些现象推断,丁村过去也可能是俚人居住的村落,但并不能证明丁村是冼夫人的出生地村落。

        《海南岛古代简史》中所载的黎族埋葬风俗是“出嫁了的姑娘死了之后必须将尸体抬回娘家安葬”。据说,这是俚人后裔埋葬习俗的遗风,于是“电白说”者便认为,在今电白县山兜乡娘娘庙后,有“冼夫人墓地”,因此这里也同时应为冼夫人出生地。关于冼夫人墓地的学术考证,因另有专著论述,这里不准备展开讨论。但按《电白县志》所认定的冼夫人墓地,却存疑很大,《高州府志》和《茂名县志》均持慎重态度,并客观地将其墓地的三处存疑点并列,让后人取得确实证据后才最后认定。如《高州府志》在《莹墓·茂名县》条目载:“在县境或云在高凉岭,或云在电白县北山兜村娘娘庙后,迄无定所,今并存之。”今电白县的山兜乡娘娘庙后的“冼夫人墓地”,是《高州府志》所述的三个存疑点之一,但是否就是真正的冼夫人墓地,还未得到科学证实,要对其下结论,为时尚早。据初步考证,山兜娘娘庙后的“冼夫人墓”的墓碑是清代嘉庆年间,电白知县特克星阿所立的;地面散布的文物碎片,其年代也不属南朝至隋代的造型,而是唐宋器物。从考古角度来看,这里可能有着一座古墓,但并不能证明就是“冼夫人墓”。即使以后经过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就是冼夫人墓,也不等同于这里就是冼夫人出生地。虽然黎族地区中,出嫁后的黎族姑娘,有着死后移归母家安葬的习惯,但按冼夫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她死后的埋葬地点,不一定就要在出生地安葬,而可以选择在她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因此冼夫人的墓葬地并不等于出生地。

        以上“电白说”者所提出的“冼夫人出生地在今电白县山兜乡丁村”的论点,并没能提出经得起科学检验的足够论据,不足以说明其论点的正确性,因此,同样应予否定。

        参考历史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结合口碑材料,进行综合性的科学考证结果表明:冼夫人故里不是在今之阳江县,也不是在今之电白县,而是在过去的高凉郡俚洞村,即今之高州市的雷洞村。其论点可以从下述几外方面加以科学考证。

一、高凉地域归属问题考证

        《北史》卷九十一《列女·谯国夫人冼氏》载:“谯国夫人者,高凉人也。”《隋书》卷八十《列女·谯国夫人》载:“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这是最具权威的文献史料对冼夫人故里间题的记载,“高凉”是指一高凉郡治还是指高凉山区?史料记载不详。考其地理归属及其冼氏势力范围,应指高凉山下的高凉郡地域,即在今之高州市属地域内。

        高州市曹江镇有一座高山,名叫高凉山(亦呼高凉岭)。此山雄伟壮丽,风景优美;山中奇珍异果,清泉怪石,远近闻名。古代借助于这座名山一的称呼,在山下建立郡县取名高凉郡(县)。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高凉山,在县北五十里,高百余丈、本名高梁,以群山森然,盛夏如秋因名,高凉郡名本此。”又载:“汉置高凉县,其旧治在今高州高凉山下,吴为高凉郡治。”《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高凉山,在广东茂名县东北,本名高梁山,因群山森然,盛夏如秋,故改名高凉。汉建安十六年……高凉县盖置于山下。”其他许多史志都有类似记载。因此,绝不应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轻率地加以否定。

        高凉山是控制高州中部水陆交通的要冲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高凉山脉一带,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户地带。由于百越女首领冼夫人在这个地方出生和成长,因此高凉山也成了冼氏家族长期驻军屯守的场所,驻军遗址至今还历历在目。高凉山上建有高凉冼太庙一座,年代久远,始建于唐,重修于清。宋代诗人苏轼被贬岭南时,曾到高凉山瞻仰冼太庙,并留有题诗一首,此诗后来刻于高凉冼太庙内的石碑上。

        高凉山上有古墓一座,相传是冼太夫人之墓,因为未经发掘,也未能证实,但也未排除其可能性,被《高州府志》列为冼夫人三处墓地疑点之一。古往今来,许多登高凉山旅游的人,仍不忘到“冼夫人墓”前瞻仰,抒发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无限崇敬之情。如清代举人山西平阳人士仪克中在登高凉山时,留下《题高凉山冼墓诗》一首:“会须割据可乘时,娘子军声百代知。却见两方传马邋,遥想十郡拜娥媚。年深屃赑瘗秋草,夜静笙箫迓古祠。共说尧天有潜德,阐幽从此赖丰碑。”

        历史上的高凉,山名、郡名兼用。作为山名,古代各地理志反复提及,高凉山脉附近一带,都应是“高凉”范围。若把“高凉”作为西汉时代的高凉县或吴国时代的高凉郡称时,也是指高凉山下的郡县治所。虽然郡县治所历代都有可能迁移变动,其地域范围也可能有大有小,但在中国的史书里,人们以前代的郡县名或地名记事的情况并不乏例。冼夫人的故里雷洞村,无论从地名或郡名,都在高凉地域范围之内。据此,《北史》和《隋书》所载的冼夫人是“高凉”人,实则是指高凉山脉范围所建置的高凉郡内,即今之高州市属地域内的人。

二、冯宝落籍地考证

        冯宝原是北燕皇帝的后裔。公元436年,北燕皇帝冯弘失国后投奔高丽时,他嘱咐儿子冯业带领家眷及亲兵300余人另行渡海南下,投奔南朝宋国。冯弘儿子冯业投宋后,被宋王朝安置在新会郡,并出任新会郡太守。从冯业到其孙子冯融,三代人都任刺史、太守等地方高官,但因他们是南下投宋的北方汉官,在宋国内既没有当朝士族做后台,也没有地方豪强做依靠,结果号令不了地方。后来冯融任罗州刺史时,为了取得地方百越民族的信赖,能够顺利地推行王朝政令,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地方势力作支持。当他知道冼氏是高凉地区越人首领时,便为当时担任高凉太守的儿子冯宝娶聘为妻。冯宝因要依靠冼氏势力,婚后便索性于冼氏家乡落籍,并在高凉山下择地建居,称为“冯家村”。

        《高州府志》载:“冯家村在电白堡”。《茂名县志》也载:“冯家村在旧电白界,冯盎即此村人。”史料所载的冯家村,无疑是高凉太守冯宝为了借助于冼夫人势力推行王朝政令而落籍于冼夫人家乡,并在冼氏部族军事控制的有效范围内所建立的定居村落。因为冼夫人的家乡在良德,所以有些史籍便说冯宝是高凉人或良德人。其子冯仆、孙子冯盎等均一致被明确记载为“高州良德人”,如《新唐书·冯盎传》:“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其后,冯盎的曾孙高力士,虽然又经历了几代,他也从良德迁到潘州城居住,但许多史书仍根据其祖居,记载他为“高州良德人”,如《中国历代名人辞典》:“高力士,唐朝宦官,高州良德(今广东高州东北)人。”据资料显示,冯宝及其子孙们,一概都没有在良德任职,但都被称为良德人,这显然是冯宝落籍于冼夫人故里良德所致。

        据《隋书·地理志》载:“良德,陈置务德,后改名焉。”良德在今之高州市的东北部,汉为高凉县地,吴为高凉郡地,县郡治所同设于良德墟的对岸良德坡上,称之为良德城。虽然良德的行政归属几经变化,高凉郡治也几度移徙,但后来始终都又迁回良德。由于良德的特殊地理条件和长时间被作为郡县治所,所以“高凉”一向几乎成了历史上良德的代名词。

        良德古城位于高州东北部黄塘河与军墟河汇合处的方圆千亩的大盆地中。盆地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环境宜人;盆地周围有崇山峻岭,重重迭迭,构成一个十分有利的自然屏障。这一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冼氏家族长期在这里驻军屯守。在城北几里处,有一集镇叫军墟,沿镇而上,又有军堡、军营等地名,都是因过去冼氏长期驻军而得名,山上的驻军遗址至今还历历在目。良德城过去的确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良德城又是北通信宜、南达电白的交通要塞,对外文化贸易交往发达。良德周围,出土了许多文物。这些文物的年代上至秦汉,下至隋唐,文物质量十分精美,许多还属于一级精品。例如过去曾在良德北部的山头清理一座汉墓,出土有来自贵族家庭的贵重装饰品——天然玛瑙和绿松石珠600多粒以及金属器物残件。清理另一座唐墓时,出土有来自国外的艺术珍品——昆仑奴铜头像,以及省外传入的珍贵器物——三盂辟雍瓷砚和鸳凤铜镜等。这几件出土文物经鉴定,均为一级藏品。这些珍贵器物的出土,一方面证明了良德地区与外省乃至外国进行文化交往的频繁;另一方面也证明这些器物拥有者在当时社会地位的高贵程度,因为从这些器物的等级来看,绝不是一般的平民所能得到的。正因为良德具有天然的自然优势,独特的地理条件,发达的对外贸易,以及冼氏家族武装的有效控制,所以冯宝为了更好地利用冼氏势力影响,推行政令,巩固岭南,婚后便从冼氏而居,并入籍于冼氏家乡良德,因此以后的史料记载中,都称冯宝及其子孙为高州良德人。

        1958年,高州县人民政府在良德地区建设良德水库,致使良德县城全部沉于水下。每年秋冬枯水期季节,水位下降后,良德县城周围的小山丘便显露出来。在这些露出水面的山坡上,由于水库中的水力冲击作用,露出了原葬于山坡上的许多古墓葬,并散露出许多历代文物。大批历史文物的出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良德古城当年的繁荣!

三、冼冯两姓居民集结地考证

        据历届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良德附近一带的东岸、长坡两镇,都是当年良德所属范围,也是冼冯两姓居民的密集地带。据1984年统计,长坡镇有冼氏村庄16个,冼氏居民3000多人;冯氏村庄8个,冯氏居民2000多人。东岸镇有冼氏村庄3个,冼氏居民300多人;冯氏村庄15个,冯氏居民2000多人。两镇合计:冼、冯两姓村庄共42个,冼、冯两姓居民共8000多人。查其两姓的姓氏族谱记载,他们都是冼夫人父母家和丈夫冯宝家的后裔。

        一个地区同一姓氏的集居地,不一定是这个姓氏原始居民的出生地。但如果是这个姓氏居民的出生地,而且长期聚居于同一地域时,在这个地域范围内就必然留下相当数量的同一姓氏的后裔,尽管年代久远,居民也转辗相迁,但仍不可能全部抹去其久居的痕迹。《隋书》载: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可见冼氏家族在这里定居的时间已是相当长的。《广东新语》云:“冼氏,高州人……秦末,五岭丧乱,冼氏集兵保境,蛮酋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冼氏及赀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觑。佗大悦,与论时政兵法,智辩纵横,莫能折,及委其治高凉……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支流云。”秦代的冼夫人,实则是隋代冼夫人的先辈。从秦汉至隋唐,前后800年间,他们在岭南都处于首领地位,故其居住地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加上岭南地区政治上的稳定,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乱影响,其土著居民的流动,并不象中原地区那样的大规模的转移,而是遵循着“超容则溢”的原则:以原始居住地或出生地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辐射的方式,缓慢地向外扩展居住范围。因此,既然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必然在其“世居”的特殊环境的地域内,留下大量的冼氏后裔;同样,由于冯宝落籍于冼夫人家乡,其冯氏后裔同样会集居于冼氏的同一地带内,这是必然的。正是由于以上的历史原因,所以在良德一带,集中地居住着冼冯两姓的近万名居民。相反,如果认定这地方为冼夫人故里,但在其方圆百里的地域内,都找不到一个冼氏居民,没有留下任何“世居南越”的后裔痕迹,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冼氏家族发展历史的现实情况的。如果仅以简单的“转移”为由而去作出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应予否定的。

        俚垌村,即今之长坡镇雷垌村,这是良德的冼氏村落之一,也是冼夫人出生地的所在村落,即《隋书》和《北史》本传所载的“父母家”。雷垌村环境十分优美,四周有环山围绕,前面有小河盘流,村内平原广阔,土质肥美,蕉荔葱郁,是个理想的生活聚居地。这里的村民,虽经转辗相迁,但都是冼氏后裔。他们世代相传,冼夫人是他们的“姑太”,而且都能明确指出“姑太”当年的故居遗址地点。冼夫人的故居遗址位于雷垌村冼太庙前的小山丘台地上。台地面积数亩,其背部为环形山丘围绕,下部有小河流过,前方为一片平原,从形家观点去观察,它不失为一处理想的居室用地。但它过去是冼夫人的居所,因此现在尽管宅基地紧缺,谁也不愿意占用它建造新房。

        雷垌村每年都有一次特殊的庆典活动。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冼夫人的诞辰日。在诞辰日前十天内,雷垌村的居民要集结到良德冼庙内,为冼夫人神像更换衣裙及头饰品,说是为他们的“姑太”沐浴更衣;把更衣后的冼夫人神像抬回雷垌村内,说是请“姑太”探外家,所谓“外家”即冼夫人父母家,然后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这种活动,久成惯例,一直流传至现在。为了开支这笔庞大的祭祀费用,在雷垌附近,过去还有数处田租收入,专作“姑太”的更衣庆典的专项开支费。

        在雷垌一带还流传许多关于冼夫人的歌谣和传说,有些歌谣甚至老幼皆知,如其中一首歌谣中有关故里问题的几句歌词是:“生身爹娘茂名地,落血地头雷垌乡。十八女子未定夺,青云女子敬爹娘。后来女子生长大,配合冯公回本乡。”歌词中的“落血地头”,就是指出生地;“本乡”是指冼夫人的故乡。此歌谣的原作年代已不可考,它是通过口头传颂的形式,代代相传至现代。根据歌词的语法结构及词汇使用情况推断,它可能源于隋末唐初的祭词,后经流行于民间而逐渐将其完善,最后完成于明代中叶。民间歌谣及传说不是进行历史考证的主要依据,但代代相传下来的民间歌谣,其题材也来源于某些历史事实,也是进行考古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各地方许多的考古实例证明,民间传说和歌谣,是进行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提供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以上雷垌村中每年所举行的“姑太探外家”的特有庆典活动和民间歌谣中有关词句所反映的情况,以及雷垌村内的冼夫人故居遗址等现象,都十分清晰地显示出良德附近的雷垌村,正是冼夫人的故里所在地!

 四、各地冼庙及碑文考证

        高州地域内的冼庙非常多,据文化大革命前统计,全县冼庙共达200余座。这些冼太庙座落于各个乡镇及大村落。历史年代最早的是冯家村内的冼太庙,即今长坡镇旧城村冼太庙,始建于隋代。冯家村是高凉山的冯氏村落,即冼夫人与其丈夫冯宝婚后所建造的定居村落,这里的居民,全部是冯宝的后裔。由于这里是冼冯婚后的定居村落,所以冼夫人刚辞世,其子孙们即为其建立庙宇予以祭祀。据考证,冼夫人寿终时间为隋代中期的仁寿二年(602年),因此其庙的建造时间也应在仁寿后期。

        冯家村冼太庙落成后,接着建造的是良德冼太庙和高凉洗太庙。这两座冼太庙都建造于唐代初期。良德和高凉两地,是冼夫人故里及冼氏家族军事势力的集结地,这两地的冼冯两姓居民与冼夫人的关系十分深厚,所以当冯家村的冼庙落成后,他们即仿而效之一,建庙祭祀冼夫人。由于这两处的冼庙建造时代很早,所以至宋代年间,其庙已破败不堪了。宋代文学家苏轼,曾匆匆路过高凉山,瞻仰高凉冼太庙,看到冼太庙的残破情形,无限感慨,忍禁不住,题诗一首,称《题高凉冼庙诗》,诗曰:“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锦伞平积乱,犀渠破群疑。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母思。遗民不可间,偻句莫余欺。爆牲菌鸡卜,我尝一访之。铜鼓葫芦笙,歌此迎送诗。”《题高凉冼庙诗》后来刻成石碑,一直镶嵌于高凉冼太庙内。

        继以上三座冼庙建成之后,各地便陆续建起了一批不同规模的冼庙,而且在庙内大都镶嵌有各种碑记。冼庙碑记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样,体裁各异,为研究冼夫人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如高州冼太庙内保存完整的石碑刻有十余件,碑文达一万余字,形式有传记碑、记事碑、规条碑、捐题碑、诗碑等等。其中提及冼夫人故里间题的碑文,在许多冼庙里都有所发现,现只选其中比较明确的几例摘录如下:

        其一,电白县山兜娘娘庙碑记。碑文是清代顺治十七年间,电白知县相斗南撰写,文曰:“按冼夫人实为旧电白人,电邑奉祀宜也!”文中所指的“旧电白”与今电白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所谓“旧”与“今”的标准应该以什么年代为界限问题,可从史料中查证。据《明史·地理志》载:“电白在府东,旧治在西北,今治本神电卫,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置,成化三年迁于此。”《高州府志》载:“电白县旧城,即古高凉郡城……成化四年,佥事陶鲁奏迁县治于卫左,今之县城,即卫城也。”历史资料明确记载,电白旧治在今之高州长坡镇旧城村,古为高凉郡治,后同为高州治。梁置电白郡,隋置电白县,其治所皆于旧城。明洪武元年(1368年),高州治从旧城迁至茂名县城;成化四年(1469年),电白县治迁至神电卫,原电白县城便降为电白堡,亦称旧城,今城址尚存,城垣历历在目。神电卫即南朝时代的连江县地,距“旧电白”200余里。电白县治从旧城迁至神电卫后,原电白县北部从大坡至云潭沿线几个乡的地域,划为茂名县。冼夫人的故里良德雷垌村,位于“旧电白”县城北部十余公里,过去为良德县,宋开宝五年(975年),归并为电白县。明代成化年间的行政区域整调后,归属茂名县。顺治年间,电白县知县相斗南撰写碑文时所称的“旧电白”地域,就是指明代成化以前归属电白县,成化以后改归茂名县的地域,亦即从大坡至云潭沿线的地域;冼夫人故里的良德乡雷垌村,也在这个地域范围内,亦即在“旧电白”地域范围内。因此,相斗南所称“冼夫人实为旧电白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旧电白”人也就是指明代以前的电白县人,即今之高州市人。

        其二,高州东岸冼庙碑记。东岸冼庙碑记镶于东岸墟冼太庙内,碑高110厘米,宽62厘米,字大1.5×1.5厘米。碑文是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信宜举人军安甸撰写,碑文题目是“重修慈佑冼太夫人庙”,正文900余字,其中涉及夫人故里问题的有关记述:“东岸墟距冼太夫人故乡仅三十里,旧有庙在墟东茂鸡坡”。东岸墟位于高州东北部的东岸镇上,过去属高凉县地;陈置良德县时,属良德县地。碑文记载东岸墟距冼夫人故乡仅30里,按照这个计算,以东岸墟为起点,如果向东北方向延伸,刚好到良德县城;如向东南方向延伸,刚好到冼夫人的“落血地头”雷垌村。但如果要延伸到明末清初的今电白界线时,则需延续100余里。因此以东岸墟为圆心的30里内,都属于良德范畴,更超越不出高州市东北部的小地域范围。

        其三,海南省儋县宁济庙冼太夫人碑记。宁济庙位于海南省儋县中和镇内,其庙历史久远,据《儋县县志》记载:“自有唐来已立庙。”此庙称“宁济庙”,其内祀冼夫人。《儋县县志》曰:“夫人自梁陈隋三心代为儋州归附,庙门有归附黎首九具。”清代后期,重修宁济庙,吴川县状元林召棠为其撰文,文曰:“谯国夫人者,吾高州冼氏女也。”文中一开头便表述了冼夫人的故里归属,称之为“高州冼氏女”。这比过去史料所提的“高凉冼氏女”,其范围具体了一步,但仍未提及具体县份。按清道光时期的高州所辖地域,其县份包含有茂名、电白、信宜、化州、吴川、石城六个县,高州行政治所设于茂名,因此在对外称谓时,往往把高州州治的茂名县称作“高州”,把茂名城称作“高州城”。但在称谓其他县份时,则冠以县份名称,如“高州电白县”。所以林召棠所说的“高州冼氏女”,实际上是指茂名县,即今之高州市地域。但不管如何称谓,其地域范围都离不开高州属下的范围,而绝不会跨越到阳江县。

 

五、同治皇帝御赐匾额奉置地点考证

        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初三日,广东巡抚郭嵩向朝廷礼部题请《敕赐谯国夫人暨部将封号并准择裔奉祀》奏疏。经礼部查核原题清册及志史碑记等事实材料,均与上奏材料相符,便移交朝廷内阁撰拟封号。后经同治皇帝钦定后,于同年六月十九日铃出“慈佑”封号,下诏该巡抚施行。

        皇帝御赐的“慈佑”封号匾额,应该奉置于什么地方?这是要经过反复对比和慎重选择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有半点轻心的。据《茂名县志》记载及实地考证结果表明,同治皇帝御赐的“慈佑”封号匾额,奉置于旧城冼庙内。

        高州冼庙有数百座,分布于各地,有的建于热闹的都市内,有的建于宁静的乡村;建筑面积大的达1000多平方米,有的仅几十平方米;在艺术装饰上,有富丽豪华的,也有简单朴素的。但这些建筑都有如下共同特点:一是有一定数量的庙产供庙内祭祀及雇请庙祝之用;二是有固定的祭祀日期和仪式,庆典活动隆重热烈。旧城冼太庙建于长坡镇旧城村,冼夫人时代称为冯家村,即冼夫人与冯宝婚后的定居村落,这是当年高州地区最繁华的中心地带。村中的冼太庙始建年代最早,据《茂名县志》记载:“冼庙在府旧治,今电白堡。相传建于隋。”明初,高州府治从电白迁到茂名后,冼庙也随之南迁,并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建于东门潘坡上,称为高州冼太庙。原旧城冼太庙也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重建。新建的高州冼太庙比重建的旧城冼太庙规模大,装饰也更豪华,庙租也更多。按照一般思维方法去推理,一方面从明代以来,旧城已不再作为高州府治了;万历以后,电白县治也迁往神电卫。此后,旧城已降为仅仅是作为一个军事要地而存在,称之为“电白堡”,或只称之为“旧城”,与昔日同为州县两级治所的繁华景象相比,已显得冷落萧条了。代其位者,只有高州府治新的所在地茂名县城,即高州城。另一方面,作为旧城冼太庙,虽然始建年代最早,但高州府治迁到茂名城后,其庙也随之南迁,同治年间的旧城冼太庙已为嘉靖年间所重建,而且重建后的冼太庙不论从规模、装饰等各方面都比不上高州冼太庙。因此,从各地的冼太庙建筑系列中作对比,高州冼太庙都具备着绝对优势,皇帝御赐的敕赐匾牌也应奉置于高州冼太庙内。但事实上同治皇帝的敕赐牌匾并没有奉置到高州冼太庙,而是奉置于既不是州县的行政治所,又不是规模最大的旧城冼太庙内。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旧城冼太庙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一是地域上的特殊性。旧城冼太庙座落于冼夫人故里范围内的冯家村内,这村落是冼夫人与冯宝婚后的定居村落;二是建造上的特殊性。旧城冼太庙是冼夫人的当代子孙所建,始建年代最早,虽然历代都对其修葺或重建,但都是始建年代的延续,因而有其独特的纪念意义。所以尽管高州府治已从旧城迁往茂名城,而且在茂名城内新建了冼太庙,代表了州级冼庙的建造水平,但每年春秋二祭,高州府署仍然按时派出官员前往旧城冼庙主持庆典活动。鉴于以上特殊原因,同治皇帝所御赐的敕封匾额奉置到旧城冼太庙内,这是符合当时的选择要求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综上所述,隋代谯国夫人——冼夫人故里,绝不会在今之阳江市,也不会在今电白县。大量的科学考证材料说明,冼夫人的故里是在过去的良德县,即今之高州市。  

 

(节选自《冼夫人考略》,1996年广东省地图出版社。作者张均绍,原高州市博物馆馆长,后调任高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